發　掘

　　江永縣上江圩鄉、城關鎮、黃甲嶺鄉、銅山嶺農場等地，歷史上流傳著一種記錄當地土話的特殊文字，流行地域以上江圩為中心，波及毗鄰的道縣下蔣鄉、新車鄉。這種文字只在婦女范圍內使用，稱之為“女字”，通稱“女書”。

　　女書的記載，至今見到較早的是太平天國發行的雕母錢。此錢正面文字為“天國圣寶”，背面為“炎壹”，右面女字從上至下是“天下婦女”，左面是女字“姊妹一家”。民國20年(1931)7月出版《湖南各縣調查筆記》，文中記述境內花山廟“每歲五月，各鄉婦女焚香膜拜，持歌扇同聲高唱，以追悼之。其歌扇所書蠅頭細字，似蒙古文，全縣男子能識此種字者，余未之見”。

　　1954年，縣文化館周碩沂一次下鄉輔導農村文化活動，在上江圩葛覃村結識了創作女書水平較高的胡池珠。胡教周學會了一批女字，并創作了《女書之歌》這首女書歌及其譯文，后來被收入《江永解放十周年志》(油印本)。這是載人史冊的第一篇女書作品。周還將兩篇女書原件寄給省博物館，但沒有引起重視。1956年冬，湖南省文藝會演，負責會演攝影報道工作的李正光在周碩沂住處見到女書對聯。李向省文物隊領導匯報請示后，于1957年初，到江永上江圩考察，寫了一份關于女書的調查報告，連同一些女書原件，投寄給《中國語文》雜志。此為介紹研究女書的第一篇文章。因開展反右派斗爭，考察工作中斷。1961年，中國社會科學院、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周有光、史金波等見過江永婦女文字的材料。1968年，湖南省公安廳發現一瑤族斷腿婦女寫的文字無人認識，將其帶到北京，請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教師陳其光、張公謹等辨認，也不認識。1979年，周碩沂重新回到縣文化館工作，在編寫《江永縣文物志》時，收入了“蠅形字”一節。1982年4月，《江永縣文物志》由省文化廳轉發全省交流，使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女書。同年12月，中南民族學院政治系教師宮哲兵回校后到江永調查，在城關鎮白水村，他找到了一份女書原件，但藏書者已死，根據其女兒提供的線索，他結識了上江圩鄉甫尾村高銀仙、唐寶珍兩位女書傳人，收集到三本女書，請高銀仙、唐寶珍兩位老人逐篇唱讀，將其全部錄音，并由周碩沂翻譯成漢字。宮哲兵回校后撰寫《關于一種特殊文字的調查報告》，托人類學家吳澤霖教授推薦給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。爾后，這篇調查報告在《中南民族學院學報》上發表，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《語言文字學》全文轉載?！度嗣裰袊?日文版)以6頁版面詳加介紹。1983年3月， 中南民族學院中文系組織江永女書研究小組。7月，中南民族學院副院長嚴學窘教授與宮哲兵合撰《湖南江永平地瑤文字辨析》一文，提交在美國召開的第十六屆國際漢藏語學術會議，引起了國際漢藏浯言學家的極大興趣，被稱為“一個驚人的發現”。9月，宮哲兵、謝志民再次到江永上江圩鄉進行人文考察和方言調查，又結識了義年華、何西靜等女書傳人，收集女書作品13件，由周碩沂翻譯，撰寫《湖南江永上江圩的女書》1985年2月，中央電視臺報道發現女書。同年9—10月， 中南民族學院組織調查隊，到江永調查女書和千家峒的情況，收集到十幾件女書原件，1萬多字。1986年5月，中央電視臺播出專題片《奇特的女書》，該片被翻譯成多種語言，在許多國家播出。同年3月和8月，中新社和新華社分別發布“湖南發現女書”的消息，國內外數十種報刊、雜志轉載，女書得到社會的普遍承認和重視。是年，清華大學趙麗明、中南民族學院謝志民、中央民族學院陳其光、毛振林，以及美國史凱珊、臺灣姜葳、法國裴書馨、德國艾娃、日本長尾一郎等先后到江永參觀、考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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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研　究

　　1985年，中南民族學院調查隊撰寫了13篇論文和調查報告，匯編成《婦女文字和瑤族千家峒》一書，宮哲兵任主編，1986年5月由中國展望出版社出版。1986年12月，85歲高齡的高銀仙被接到武漢，與宮哲兵、趙麗明、陳瑾一起工作1個月，寫下1萬多字的女書作品，由高的孫子胡強志翻譯。1987年第1期《語文研究》刊登潘慎《稀古文字——婦女文字》一文?！吨醒朊褡鍖W院學報》第1期刊登謝志民《江永女書概述》一文。趙麗明、宮哲兵合寫《介紹中國女書——個驚人的發現》，提交第二十屆國際漢藏語學術會，由宮赴加拿大在會上宣讀。會后他在加拿大、美國多次演講，影響很大。1989年10月，趙麗明參加第二十二屆國際漢藏語會議期間，在夏威夷大學東西方研究中心做專題報告介紹女書，湖南郴州文物隊李荊林在會

上宣讀《女書與史前刻劃符號研究》一文。1990年8月，由趙麗明、宮哲兵合著的第一部全面系統介紹、研究女書的專著《女書——個驚人的發現》出版。1990年9月20～25日，中南民族學院在武漢主持召開女書學術研討會，邀請湖南、湖北、北京兩省一市的專家、學者到會研討。江永的廖景東、熊定春也應邀赴會，并在會上宣讀了論文。1991年1月，臺灣婦女新知基金會出版署名宮哲兵編著的《女書》一書。同年3月，趙麗明、周碩沂、陳其光合纂《中國女書集成》，交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。黃雪貞《湖南江永方言詞匯》一文在《方言》雜志連載。5月，謝志民《江永女書之謎》一書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1991年11月，召開全國女書學術考察研討會，來自全國10個省、市、自治區的60多名語言學、文字學、民族學、歷史學、婦女學的專家、學者聚集江永，進行實地考察和研討。會上30多位代表宣讀了論文，臺灣婦女新知基金會鄭至慧、英國倫敦大學ILARIASALA小組介紹了女書在海外的影響和她們的研究。會議提出了許多新材料、新觀點、新問題，把女書研究推向新階段。

　　關于女書的淵源，民間有幾種傳說：一是很久以前，上江圩才華出眾的九斤姑娘做女紅創造女字；二是桐口山沖里精通女工的盤巧姑娘18歲那年被搶到道州府，她根據與姐妹織花邊、做鞋樣的圖案，每天造一個字，3年時間造出1080個字，并寫了一封長信，藏在一條由她養大的狗身上，帶給家鄉的親人；三是宋代，荊田村胡玉秀被選為皇妃，在宮中受到冷遇，只被寵幸三晚，萬般清苦，想給家人寫信，便創造了女字；四是上江圩一帶的女子在織布繡花圖案的基礎上，共同創造了這種文字。學術界主要有三種意見：一是認為女書的源頭可追溯到先秦時代，甚至更早的殷商甲骨文時代、上古刻劃符號時代，或古彝文、古百越文字；二是有的認為女書的產生不早于明末、清初；三是認為女書是男尊女卑封建時代的產物、是男耕女織生產方式的產物、是閉塞盆地的產物、是民族融合移民文化的產物，可能產生于中古時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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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女書的性質，有的認為是表意文字或記號文字；多數人認為是單音節表音文字。

　　關于女書的族屬，有專家認為女書記錄的江永土話是一種漢語小方言。一些民族語言專家認為，這種土話中不僅保留有壯侗語族語言的詞匯底層，也保留有苗瑤語族瑤語支語言的詞匯底層。這種方言土話為江永及附近地區漢族和平地瑤所使用。有的認為，這種漢語方言來自吳語、閩語，女書先民可能是百越族。

　　使　用

　　女書使用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：

　　一、祭 祀

　　上江圩的婦女信仰“婆王”。新中國建立前，每年農歷五月初十，她們都要到婆王廟(亦稱花山廟)祭祀婆王。祭祀前重要的準備工作之一，就是將祈禱內容用女字寫在紙上或扇上，其內容是自己美好的期望和消災免禍的禱告。到祭祀那一天，婦女帶著女書到婆王廟去讀紙讀扇，并將女書紙、扇奉獻到婆王廟的神龕上。

　　二、讀唱娛樂

　　1949年以前，上江圩一帶保持男耕女織的習俗。婦女們很少參加農業生產，三五成群集中在一間屋子里做女紅，常常是一邊工作一邊聽人讀唱女書紙扇。最熱鬧的婦女活動是“打三朝”和“斗牛節”。“打三朝”是姑娘出嫁后的第三天，以坐歌堂的形式唱歌跳舞，婦女們喜歡手拿用女字寫的三朝書讀讀唱唱，非常熱鬧。“斗牛節”是每年農歷四月初八，婦女們用黑米粑喂牛，并各自帶一些食物，湊在一起聚餐、讀唱女書。此外，讀唱女書也是當地婦女串門、走親戚、回娘家最喜愛的一種活動。唱到幽默的地方，聽眾會捧腹大笑；唱到哀怨時，在場者人人流淚。

　　三、信件往來

　　江永境內的年輕姑娘過去很喜歡結拜姊妹。兩位姑娘結識以后關系融洽，如果其中一位希望與另一位結成姊妹，一般會自寫或托人代寫一封女書結交信，托女友送給對方，內容多半是推崇對方。對方如果同意結拜，就會托女友送來女書信件，邀她去家里做客。這種用女字寫的紙、扇，實際上成為結拜姊妹的信物。結拜姊妹中的人要出嫁時，其他姊妹都要贈送新娘一封女書賀信，此為最珍貴的紀念品。即使結拜姊妹全部出嫁了，她們仍經常攜帶女書紙扇彼此看望，共同讀唱。高銀仙、義年華、唐寶珍就是年青時結拜的七姊妹中的三個成員。她們直到現在感情極好，交往甚密，共讀女書。

　　當希望結拜姊妹或女友來家做客時，往往就用女字寫一封邀請信。當結拜姊妹或女友遭遇不幸時，就寫封女書慰問信托人或親自送去。結拜姊妹或女友間有時鬧矛盾，也會用女字寫信互相指責、譏諷，甚至罵人。捎信人必須是女性，不能是男性。

　　四、訴說身世

　　上江圩一帶的老年婦女，尤其是寡婦，在遇到天災人禍后，或者感到孤獨寂寞、煩惱的時候，就會去找附近精通女書的女友訴苦。這位女友一邊用女字記錄她的一生苦情，一邊說一些安慰她的話，并將這些話也寫在她的傳記上。這樣，這些老年婦女或寡婦就以訴苦的形式發泄心中的煩惱，又以聽人勸慰的形式得到感情上的一定滿足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們得到了一份自己的傳記，隨身攜帶，以后每當孤獨、寂寞和煩惱的時候，就可以拿出來讀或請人代讀，求得精神上的安慰。

　　五、記事記史

　　婦女們常將耳聞目睹社會上或歷史上的重大事件，以及當地比較突出的人物，當作女書創作素材，寫成作品，形成地方歷史資料，成為讀紙讀扇的唱本。如《太平天國過永明》，記述了太平軍到達江永上江圩的時間和活動?！督夥鸥琛酚浵铝松辖讖?949～1958年的歷次政治運動，如“解放”、“反霸”、“土改”、“高級社”、“人民公社”等。

　　六、改寫漢字韻文

　　在女書唱本中，有很大一類是漢字韻文的改寫本，即將漢字韻文翻譯成女書。被改寫翻譯的漢字韻文，一般都是以婦女為主角的作品，如《梁山伯與祝英臺》、《肖氏女》、《賣花女》等，以資隨時誦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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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七、編 繡

　　婦女們常將帶有吉利含義的成語，如“萬事如意”、“吉星高照”等，用女字編成圖案，編織在花帶和服飾中，以示祝愿佩戴者吉祥之意。

　　傳　承

　　女書，一般是女性在做姑娘時，由母親或女長輩教會一部分女字，然后在參加讀紙、讀扇活動中進一步提高水平。多數人可以達到看字認讀的水平，只有少數人能運用女字創作和改寫漢字韻文。

　　女字，由婦女代代傳授得以流行，而女書作品卻很難代代相傳，這是因為過去上江圩一帶的老年婦女都相信有陰間世界。她們一生喜愛女書作品，尤其珍愛自己的傳記和姐妹間的書信，臨死前都要囑咐自己的子女、親人，將自己所有的女書焚化，。以便死后還可以在陰間繼續讀紙讀扇。有的婦女在丈夫去世后，亦將女書焚化，以表示將自己最珍貴的東西送給丈夫，使丈夫在陰間仍感覺到自己時刻陪伴在他的身邊。由于這種人死書焚的傳統，在上江圩一帶極少發現清代及其以前的女書原件。

　　據熟悉女書的老人反映，女書的衰落始于民國時期。隨著婦女裹足陋習的廢除，婦女沖出“女織”的圈子，參加農業生產，不再象以前那樣，經常聚集在一起邊做女紅、邊唱讀、邊創作女書。新中國建立后，女孩有了上學機會，學習現代漢語，使用女書的婦女便逐漸減少，女書瀕臨失傳。80年代后，隨著女書的發掘和研究的深入，女書作為一種奇特的文化遺產，它所包含的文字學、婦女學、社會學、民族學等方面的研究價值，逐漸被學術界認識，因而得到珍存和進一步的研究。